數年來，大家對中國能源資源稟賦的描述都是“富煤缺油少氣”。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耗與不合理的能源消費方式和消費結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凸顯，如何走出這一困境、找到未來發展出路，關系著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記者針對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國際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能源的困境與出路》主編黃曉勇教授。干貨多多，不容錯過!

　　能源結構不合理是問題，也是機遇

　　記者：您如何評價我國能源問題的總體現狀?

　　黃曉勇：據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專家在2015北京能源論壇上披露，北京空氣中PM2.5的2/3和溫室氣體的3/4來自化石燃料。一方面，煤炭在目前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仍高達66%;而另一方面，在能源對外依賴日趨嚴重的狀況下，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卻十分低下，能源在開采、加工轉換和儲運及終端利用過程中的損失和浪費驚人;同時，中國東部地區單位面積的煤炭和石油消耗分別已達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和3倍，單位面積的環境負荷也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即便是按人均，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然達到10噸，超過了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歷史最高水平。

　　當年英國治理霧霾，用10年時間使污染物降低了80%，并用20年時間使石油替代了20%的煤炭、用天然氣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最終使煤炭占能源結構的比例從90%下降到了30%。這組數字顯示的只是一種簡單的結構變化，但它所包含的卻是一場由能源的生產革命、消費革命、技術革命和體制革命共同構成的深刻的變革及其所獲得的成果。

　　目前，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還停留在將近100年前世界能源結構的水平上。這種差距的確令人憂心忡忡、惶惶然，但同時這意味著改革、發展與進步的可能性和空間，至少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啟示和信心，即北京的“APEC藍”或“閱兵藍”的常態化是可以通過人為努力而實現的，關鍵在于決心、措施與堅持。

　　上面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化石能源供給仍然偏緊，能源結構不盡合理;與此同時，單位GDP能耗水平偏高，能源消費還過于粗放。因此，我國必須大力推進能源的消費和供給革命，堅持“節約、清潔、安全”的戰略方針，加快構建清潔、高效、安全、可持續的現代能源體系，并重點實施節約優先、立足國內、綠色低碳和創新驅動等四大戰略。

　　應優先推進能源消費和供給革命

　　記者：解決能源問題的切入點在哪里?

　　黃曉勇：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依然較為粗放，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比重仍舊偏大，鋼鐵、有色、建材、化工四大高耗能產業用能約占整體用能的一半。雖然我國人均能源消費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單位GDP能耗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較低的能效水平，與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有關，但也反映了我國發展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這些都迫切需要我國實行能源消費效率和消費總量雙控制，形成倒逼機制。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節能被看作一種重要的能源利用形式，甚至被稱作為“第五燃料”。在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下，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措施。近年，各國積極推動智能電網、電動汽車、智能交通等新技術的開發，旨在以先進技術提高能效。我國也必須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堅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有效落實節能優先方針，把節能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事實上，如果繼續任由我國能源利用效率在較低水平徘徊，不僅會對環境造成巨大壓力，對生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而且隨著勞動力成本等市場要素價格的上升、政府政策紅利的消耗殆盡及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我國產品及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將進一步下降，中國制造的市場份額及經濟影響力不可避免地萎縮。

　　能源的粗放消費還會對我國能源安全帶來威脅。以石油為例，從我國原油生產能力和產量看，目前已基本進入高峰期，主力油田穩產增產壓力增大。若按照年均4.0%增速測算，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總量將接近6億噸。按照我國原油產量2億噸計算，則2020年我國石油將有68%來自于進口，有專家預計這種進口勢頭至少將延續到2030年。

　　記者：如何推進能源消費和供給革命?

　　黃曉勇：推進能源消費和供給革命，建立能源節約型社會，首先，我國需要推行“一掛雙控”措施，將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掛鉤，對高耗能產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實行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強約束，其他產業按先進能效標準實行強約束，現有產能能效要限期達標，新增產能必須符合國內先進能效標準。其次，控制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實施針對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費總量控制，力爭到2020年煤炭消費總量達到峰值、不突破42億噸原煤;石油消費量到2020年力爭控制在5.5億噸、2030年控制在6.5億噸左右。

　　此外，我國要著力實施能效提升計劃。堅持節能優先，以工業、建筑和交通領域為重點，創新發展方式，形成節能型生產和消費模式。這要求在大力開發和推廣先進節能技術的同時，要通過更嚴格標準和管理引導人們更科學經濟地用能源。尤其要大力促進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的節能工作。繼續制定節能約束性目標，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力爭實現2020年單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單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

　　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給體系意義重大

　　記者：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給體系有何意義?

　　黃曉勇：縱觀人類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每一次社會形態的重大變化和國際社會中國家綜合國力的此消彼長，都是與能源形態的變化分不開的。

　　羅伯特˙赫夫納的世界能源轉型圖頗負盛名，他認為，人類使用能源的大時代基本就是三個：固體能源時代、液體能源時代與氣體能源時代。固體能源以木材和煤炭為代表;液體燃料則主要是石油，氣體燃料主要是天然氣。人類社會在文明發展史上曾長期以木材為主要能量來源，直到工業革命開始煤炭的占比才迅速上升，并于20世紀前半期達到頂峰。

　　隨后石油大踏步登上歷史舞臺，其消費量于1973年達到歷史高峰。赫夫納認為，液體燃料時代的時間較短，主要是19和20世紀這兩百年，而固體燃料時代(木材為主)長達數千年，但今后一百多年里將見證以天然氣(包括風能、太陽能和氫能)為核心構成的氣體燃料時代。

　　能源消費結構的轉型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從美國人均GDP超過英國到美國霸權被全世界認可，歷經了近半個世紀，而這樣一種巨變實際上也是霸權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從煤炭主導轉向石油主導的過程。從英國方面來說，煤炭的消費占比從1619年首次超過木材(木材和煤炭占比分別為24.4%和24.7%)，到1971年被石油超過(煤炭和石油占比分別為42.8%和47.4%)，其突出地位保持了350年。由此可見，英國霸權的能源基礎是煤炭。

　　記者：在這方面，國外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黃曉勇：尋找可持續的替代能源，減少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已經成為各國能源政策的一個重點。但是目前除水電外的多數可再生能源項目，都需要較高的價格或者補貼來維持其運轉。因此，對如何發展可再生能源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第四，要進一步提高煤電發電的環保標準和執法力度，并推動碳排放交易，將傳統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顯性化。

　　第五，要探索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融資模式。

　　美國在頁巖油氣勘探開發領域取得的進展，大大助推了美國的“能源獨立”戰略。2006年以來，美國能源自給率逐漸提高，2011年達到80.5%，2014年進一步升至88.6%。頁巖油氣的開發還推動了美國經濟復蘇，減少了從不穩定國家和地區進口石油的比例，使美國全球經濟戰略的自由度進一步擴大。

　　美國在非常規化石能源開發方面也給我們不少啟示：

　　第一，要建立規范的市場監管體系和維護輸氣管網運行的市場化公平準入機制。

　　第二，對頁巖氣勘探開發和運輸管道建設實行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

　　第三，建立專項研究基金資助研究機構開展技術研發，提高整個行業的技術水平。

　　第四，要鼓勵輔助性中小能源技術、設備、服務企業積極參與，建立起專業化的分工體系。

　　第五，要制訂完善的頁巖氣開發的行業標準和環保監督機制。

　　記者：我國應該如何構建起多元化的能源供給體系?

　　黃曉勇：我國能源結構的突出特點是“富煤貧油少氣”。當前，無論是從保障能源供給安全的角度、還是從保障生態安全的角度出發，推進能源供給的多元化都非常必要。從目前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近66%的比重看，中國仍處于煤炭消費時代。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無論是實現中國的能源供給安全，還是從優化能源結構的角度統籌能源生產，都必須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氣、核電等清潔能源，并應大力促進太陽能、生物質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網。

　　影響一個國家能源生產的最基本因素是資源稟賦，但資源稟賦并非是一個國家能源消費結構的決定性因素。

　　2014年，中國煤炭已探明儲量為1145億噸，僅次于美國(2373億噸)和俄羅斯(1570億噸);在石油探明儲量上中國僅相當于俄羅斯的18%和美國的38%。但是從能源生產上看，2014年中國煤炭開采量是俄羅斯的11倍、美國的4倍，石油開采量則是俄羅斯的39%、美國的41%。

　　由此可見，除資源稟賦之外，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決定著能源生產和能源結構。目前，中國能源消費需求和生產之間的缺口持續擴大，發展可再生能源、獲取海外能源等都可以成為改善能源消費結構、增加能源生產的替代選擇。

　　總之，經濟發展的目的在于讓國民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犧牲環境和人們的健康為代價換來的高速增長絕不是理想的結果。讓人們有尊嚴地共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繁榮的成果，就必須消除霧霾。

　　中國必須盡快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進入傳統能源和新能源相結合的能源清潔利用時代。而能源利用技術的突破是這場能源革命的關鍵，不僅為以穩定供給、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為目標的能源革命提供保障，而且也為中國經濟成功升級轉型提供強大的動力。

　　同時，人們忽略了另一個事實，由于化石能源利用過程中的負向環境外部性并沒有完全由其生產企業負擔，各國政府實際上也是對化石能源進行了暗地里的補貼。由于這種對環境污染行為的實際補貼，使全社會付出了高昂的環境和健康代價。

　　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全球領先，其發展模式一直備受推崇，其經驗和教訓就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上世紀90年代，德國《電力入網法》頒布后，風能和太陽能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來，德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更是進入了快車道，成為全球的榜樣。其可再生能源占發電總量的比重從200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約25%。然而，經歷了2010年—2012年高補貼帶來的狂飆后，補貼造成的龐大的財政開支使政府難以繼續承受，也導致了德國可再生能源高速發展變得難以持續。

　　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歷程給我國帶來不少經驗啟示：

　　第一，要繼續完善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優先上網，對風能、太陽能發電給予補貼。

　　第二，在確定補貼額度的過程中，政府要把握好補貼的度。過高的補貼雖然短期內會促進行業的投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過度的補貼和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導致收益率降低，從而會挫傷投資者的積極性。

　　第三，加強配套電網建設，確保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