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您所知，中國也和德國一樣，資源與負荷分布不均，風能和太陽能資源富集區距離負荷中心長達上千甚至數千千米。中國正在建設1000千伏的特高壓輸電線路，將西部可再生能源送到東部負荷中心。您認為這樣的特高壓輸電線路對于中國未來的風能和太陽能的更大規模開發是否是必不可少？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科勒：根據我們的經驗來看，特高壓電網對于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是非常必要的。發展新能源必須要發展電網，中國的情況還不完全與德國相同，雖然德國北部地區用電沒有南部多，但畢竟還有一部分負荷，可以消納一些風電，而就我所知中國的西北部地區負荷非常少，包括風電和太陽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卻更為豐富，內蒙古地區現在已經承受不了如此多的風能。就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中國的特高壓電網不是建早了，而是建晚了，新能源發展必須要與特高壓電網等基礎設施同步建設。
　　德國在棄核之后，電價上漲明顯，民眾對此態度如何？
　　科勒：放棄核電，電價就會更貴，但是這是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之后，德國全體民眾的共同決定。為了更安全的電力供應，就要支付更高的電費，多支付的成本是老百姓認可的。因為放棄核電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會付出代價，但是德國社會最后同意承受這個損失。
　　德國能源轉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實現了哪些升級？
　　科勒：關于能源轉型，我們目前達成兩點共識。一是光伏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要和電力系統相匹配，要考慮電力系統的接受能力和極限情況。所以，我們還要再修訂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不變的條款，新裝機的可再生能源將不享受補貼價格，要和傳統電力一樣到市場上交易，讓投資者決定投資收益問題，鼓勵可再生能源在電力交易市場中實現自身價值，所以20年不變的電價政策馬上就要結束了。
　　二是一定要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電網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相匹配，不能只管發電，而不管系統，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建設，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場機制。
　　也就是說德國的可再生能源要從“計劃時代”進入“市場時代”，要讓過熱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這樣說，之所以要修訂《可再生能源法》，是因為我們發現在過去十幾年中，我們對可再生能源的鼓勵過了度、過了頭，反而忽視了提高能效、節能、基礎建設等其他重要的環節。今后我們將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和刺激，轉而加強對節能的鼓勵和支持，同時還要重點解決電網與電力系統的問題，如智能用電問題，如電動汽車充電與發電匹配等問題。
　　可再生能源高額補貼時代就要過去了，但這個過程也很艱難。由于德國已經有100多萬戶屋頂光伏電站了，整個光伏產業已經形成了非常強大的選民勢力，他們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補貼，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輕易變動補貼政策。但硬幣都有兩面，補貼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時，也制造了大批因為高額可再生能源補貼而利益受損的群體。德國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高達每年200億歐元，這些費用要攤到每個電力用戶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電費的群體也大有人在。而且電價上漲不僅波及千家萬戶，德國的中小企業也承受不了，所以這些人反對過高的電價，呼吁改變過度補貼的情況。
　　中國將實施能源革命，根據您在德國轉型中的經驗，您想對中國的能源革命說些什么？
　　科勒：我想說三個觀點。第一，中國的光伏近年發展得非常快，特別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網之后，將對配網產生很大壓力。因為以前的配網不是為了光伏電源而建，必須改造配網才能適應光伏發展。由此帶來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將會出現很大的配網瓶頸，光伏也難以上網消化。
　　第二，以前配網的電力流是從上向下走，現在出現了從下向上走的情況，因此需要新的配網技術，同時為了解決電力擁塞問題，必須發展智能電網。未來電力用戶也要適應新的電源特性，也就是說，以前用戶需要多少電給我多少電，今后可能就是發多少電，用戶盡可能用多少電，也就是用電側的管理。
　　第三，我想說，中國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電力系統，實現將可再生能源“運出去、消納掉”，并不斷優化系統，包括蓄電、用電和整個能源鏈的全過程，這是最關鍵的，不優化系統，就接受不了這么快速發展的可再生能源。